当大明国朝国家财政，只能在推行普及教育和灭倭中选择一件事去做的时候，连需要建功立业、渴望功勋的前线将领，都选择了普及教育，这就是大明的集体共识之一。

    戚继光手不释卷，成为了将帅们的榜样，而李如松和马林，都对学习表达了厌恶，张口闭口就是：学习，学习个屁！但都通过了讲武学堂的文化考试，而且名列前茅。

    殷宗信说，大明的每一个人都活在一种的集体共识之下，由集体意识支配，即便是反贼也是如此。

    而殷宗信亲自抓到了一个反贼，万历二年考中进士、万历十五年在赤军山被捕的邹迪光，即便是邹迪光也活在这种集体共识之中。

    邹迪光需要自我欺骗，需要反复告诉自己大明对不起他，而不是他对不起大明，才能为自己反贼行径提供动机，当这种叙事解体的时候，邹迪光反贼叙事彻底崩塌，气到吐血。

    大明的贱儒们，做任何事情，都有可能是虚伪的，但唯独劝学不会。

    漫长的历史长河里，文脉的兴衰、传承、挣扎、尝试、适应世势、不断在矛盾中演绎，诵读之声可穿千年烟云，依旧振聋发聩，就是文明保持连续性的根本奥秘。

    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，让知识不再被贵族所垄断；到孟子、荀子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之争，构建出了道德崇高；再到朱熹讲格物致知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，使劝学二字，慢慢的超越了功利。

    从甲骨卜辞到敦煌写卷，从稷下学宫到岳麓书院，实体化的知识保存，构成了文明的备份；从江南私家藏书楼的兴盛，到永乐大典简要本成为最大的畅销书，是文明历劫不堕的秘密。

    文脉，或者说文化，可以创造出跨越地域、超越血脉的文化共同体，使得共同的文化记忆，甚至能够突破王朝周期律的桎梏，绵延不绝。

    文脉所系，非惟地缘，可越阡陌；

    文明所承，岂独血缘，能贯古今。

    楚人读齐谐而知海若，胡儿诵杜诗而泣兵车；五朝更迭，未改洛下书生之雅韵；九鼎迁移，犹存天下士族之文心。此文化共通之伟力，纵历千劫万难，亦必图存。

    大明皇帝、前线指挥大帐，其实都知道大明暂时没有能力全力灭倭，钱粮都不太够，除非户部同意发国债，否则真没钱，但倭国上上下下，并不知道！

    所以当大明展现出了全面进攻的姿态时，倭国上上下下，全都被吓蒙了，此时，他们只能寄托于神风再次出现，像当初吹走元军一样，吹走大明，再次保卫倭国本土。

    邪马台军港内，守在军港上的倭国军兵，看着海面上巡游的大船，心惊肉跳。

    因为他们脚下的这个军港是大明修建的，后来因为倭国对朝鲜的进攻，大明判断有巨大风险，选择了让出此地，大明军比他们这些倭寇，还要了解邪马台军港的布防。

    可是这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每天都能看到大明军的巨型海船在港口外飘过，但唯独等不到大明军的进攻，这让镇守邪马台的倭寇有些惶恐，又有些庆幸。

    天崩地裂的日子，能晚一点是一点。

    戚继光在等海防巡检的侦查，倭寇占据了邪马台军港后，营造了一堆的石防垒，专门防止大明军登陆，而且在一些狭窄海道沉船，阻塞了航道，大明军贸然进攻，恐怕陷入无法展开阵型的劣势之中。

    除了等待情报之外，戚继光在等风，八月到十月份是台风爆发的时间，如果贸然进攻，恐怕会陷入元朝的窘境。

    元朝两次进攻倭国，都选择了台风爆发的季节，最终被神风给吹的人仰马翻。

    戚继光站在一张巨大的堪舆图前，对着所有人说道：“胡元时，文永之役、弘安之役，忽必烈两次进攻倭国失利，除了选错了时间撞上了飓风之外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。”

    “彼时胡元新立不善制造海船，至元十一年一月忽必烈下令，忻都、洪茶丘、刘复亨，以及高丽将领金方庆等人，征伐劳役三十五万人，昼夜营造十月，建各类船只九百余艘，然而这些船只仓促赶工质量极差之外，还是平底船。”

    “平底船用于河漕，而非海运，海上行平底船，适航性极差的同时，更加难以抵抗风暴，至元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夜半，飓风忽至，九百艘船损毁过半。”

    这就是戚继光要等的风，等风向改变，得益于大明水师自万历七年以来的不断巡航，大明对倭国的天文水文地理有了非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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