权轻而任重，就是当下大明文渊阁大臣制度的弊端。

    大明阁臣现在拢共有五位，张居正总领吏部，凌云翼总领刑部，沈鲤总领礼部，张学颜领户部，陆光祖领都察院，这是万历年间特有格局，按理说，他们做了阁臣，就该去掉这些差事，专心做阁臣了。

    事实也是，他们在文渊阁坐班，各部差事，都是由本部尚书或者左侍郎做堂上官。

    但是，话说回来！

    皇帝和元辅玩了心眼，大明实际决策制定是文华殿廷议，这是万历年间，主少国疑形成的特殊议政共决制。

    按理说这种特殊时期的特殊制度，在皇帝亲政后，就该变回原来的样子，毕竟文华殿廷议共决，有些冒犯皇权。

    主少国疑时，文华殿廷议是为了防止大臣欺辱皇帝，这种共议制，是在保护年少皇帝，那时候冯保整天骂这个，骂那个，威风的很。

    皇帝亲政后，这种共议制，就有些冒犯皇权的权威性了，毕竟大臣们共决，等同于皇帝被大臣们联手架空了，大臣们私底下商量好了，那皇帝的决策，岂不是会被完全封驳？

    这个弊端，又因为皇帝权威日重，没有展露出来，在万历十九年，朕意已决，是没有人敢反对的。

    这都是皇帝每日操阅军马，掌控京营，奏疏不过夜勤勉如太祖高皇帝、尚节俭内帑皆付诸于国事换来的。

    这个共议制仍然能运转的十分流畅，都是在卡着bug运行。

    但凡是皇帝的权威军财政三方面，少那么一点，皇帝就会被架空；

    但凡是没有共议制，皇帝的威权就无人可以抗衡，大臣就变成了纸糊三阁老、泥塑六尚书；

    但凡是大臣们心怀鬼胎、无能之辈多一点、皇帝懒惰一点，这种共议制就会变成扯皮大会，无能又低效。

    正因为恰好相互形成了制衡，这种共议制，反而成了当下的最优解。

    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，天朝上国的文华殿，权力至高殿堂，也不例外。

    缺了任何一个环节，就会不稳定，造成巨大政治风暴，席卷整个大明。

    皇帝托付国事给大臣能省点心、大臣们也能有个扯皮的地方，不至于彻底撕破脸，政策也可以快速决断，并且得到执行。

    朱翊钧不知道这个制度还能稳定运行多久，但他知道，叶向高的担忧是对的，权轻任重，就是当下阁臣们的困局。

    在原来的时间线里，万历年间甚至说大明，申时行是最后一个敢于做事的阁臣了，哪怕他端水，哪怕他想要大家都周全，但每次都弄得谁都不周全，看起来有些滑稽，但他还在艰难的维持着这个烂摊子，希望大明能好起来。

    等申时行走了，大明就彻底陷入了党争之中。

    没有权威人物，也没有政治强人，所有人都在泥潭里挣扎，然后慢慢腐烂，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承担责任，也没有人愿意振臂一呼，革去旧弊，从新更化，都在和光同尘，都在相忍为国。

    朱翊钧思索无果，下章内阁询问亦无果。

    夜已深，月隐，天空群星璀璨，全楚会馆文昌阁内，张居正坐在窗边，看着窗外的朴树，金榜题名所手植，如今已经亭亭如盖也，枝叶映照着文昌阁内石灰喷灯的光芒，摇曳生姿。

    陛下今天下章到内阁的询问之事，其实阁臣们早就意识到了，只是这层窗户纸一直无人捅破而已，叶向高很聪明，但，能走到阁臣一步，每一个都很聪明。

    叶向高发现了，历代阁臣也发现了。

    比如万历初年张居正要推行考成法，吏部尚书杨博拼命阻拦，张居正无法推行，等到王景龙大案爆发，彼时，张居正用王景龙案息事宁人，换来了考成法的推行，还被皇帝亲自询问过。

    后来张居正一咬牙，一狠心，把吏部自己兼领，才彻底推动了考成法，而后和王国光形成了同盟，推动了清丈之事。

    那时候文华殿廷议共决制度还未形成，这个制度彻底形成，要到万历六年，首辅逐渐开始还政于上，才慢慢建立起来。

    张居正知道这个制度不稳定，但他毫无办法，文华殿廷议，就是权力漩涡的正中心。

    这个中心，到底该怎么运行才能稳定、高效、不互相掣肘、不互相攻讦，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标-->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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